焦虑的中国中产：没身份的那些社会青春期荷尔蒙
　　雅虎今年通过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描绘出了一幅普遍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者图谱：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经常出入五星级豪华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等等。

　　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人物质更丰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他们是抓住了机会的人；他们的烦恼，也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和中国法治青春期的烦恼。基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存在争议，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之一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狭的想法，但仇富心态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仍有土壤。每一个富豪的倒下，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痛打落水狗”。当社会的仇富意识抬头，客观需要更多的中产者作为保持社会稳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但富豪们可以请保镖，可以住进保证私密性的豪宅别墅，而中产没条件。拥有产业和一定财富的中产在对被抢劫、被偷盗和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存在对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经济地位同样具有危机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产者需要在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中寻找对自我的认同。某天，在打开日本产的汽车车门，站在中高档公寓门口时，某个中产阶层的大脑中极可能掠过一个问题：“我比周围的人都安全吗？”

　　之二没有房东只当租户的“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最近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王怡说，在目前的地权制度下，不过是“每个人都暂住在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房东”，而这个房东就是国家。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这个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对中产者最关心的“70大限”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关答案。根据草案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续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对于个人使用的土地有无偿收回的权力。如果不申请续期，当土地被国家收回的时候，国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过后对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补偿则未作规定，物权法草案对此亦保持沉默。这种法律上的沉默，可能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留下了隐患。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弥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之三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

　　广州一地产公司的设计部主管阿富，每天在电脑前工作超过15小时，他的口头禅是：“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浑身无力、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椎劳损等等如家常便饭。“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写照。包括教师、记者、研究人员等职业的中产者总有职业病，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每况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产阶层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症、自杀早就不是新闻，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中产阶层总是感觉没有人分担他们的所思所虑。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证自己的楼、自己的车能够继续供下去，才能保证孩子的学费甚至将来能出国留学，才能保证负担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医疗费。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压力下，最不幸的结果是，一个中产者先是变成了一个工作狂，然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过劳模”。

　　之四职场如战场的晋升压力 面对竞争压力，中产者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则一切风光霁月将成为过去，自己难免成为社会的又一个新贫族。这种心理正给中产者造成心理上的负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压力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层为80分；经理层为75分；教职员工为75分；一般管理技术人员为72分；医务工作者为68分；社区人员为68分；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企业工人为59分。其中，中层管理者的社会环境、个人成就和社会支持压力排名并列第一。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中层管理者们既要承担如何提高业绩表现的压力，又要承担着调动整个团队、协调众人工作任务的压力，还要承担子女抚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压力，诸多重担压在身上，难怪人们看到他们大都是一脸严肃的保守派。

　　面对各种压力和前途危机，“再学习”成为了部分中产阶层的共识。从1991年中国9所高校开始正式招收MBA新生起，MBA在短短的10余年内迅猛发展，无数具有危机感的中产阶层选择将MBA作为自己的一个战场和跳板。在双休日，总有中产者的高级轿车密密麻麻停在大学校园的林荫道上。

　　之五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

　　当小资肚皮发福变成中产后，他百分之九十会失去和“飞”有关的小资青春期，成为企业的螺丝钉，是可替换的零件。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最无聊，就像一个既定程序——打工、挣钱、周末拼命消费。担心房子、汽车、医疗保险、纳税，追求品牌、追求时尚，成为进入社会的标志。艾未未说：“这是一种不自信。”

　　中产阶层为了防止自己在社会流动中滑落下层阶级，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费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誉地位。在他们不断努力工作得到所需，然后炫耀他们的优越感，然后又为之努力工作的循环下，部分人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然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渐渐失去理想的他们，白天高效为劳动契约勤奋工作，自私冷漠，缺失社会关怀和道德激情；晚上则成为寻求感官刺激的城市动物，在俱乐部、酒吧流连。每个夜晚，城市中产者的灵魂在机械生活暂时结束后，就不安地作出空虚的飘荡。

　　之六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

　　学者郁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消费文化》一文中认定，奢侈消费与炫耀性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已经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蔓延。《格调》、《中产阶层必读》等畅销书或文章用昂贵的酒、高级的甜心巧克力、精致的服装勾勒出了中产者的贵族形象。中国传统量入为出的观念被新的适度的奢侈、理性的透支观念取代。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开始关注流行时尚、品牌、品位，并让这种消费观念最后形成了一种物质和地位的攀比。

　　“我们正活在一个贪婪是好的时代”成为一句口号，限量版劳力士带上手腕，轩尼诗如开水般消耗，LV手袋总是吊在手上，奢侈之风蔓延在富裕的中产者之间。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剥夺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之七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

　　中产阶层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股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而与其他阶层投资不同的是，他们还注重教育投资和收藏投资。他们比富豪们更难贷到银行的钱，只是用他们的原始积累来投资，要么慢慢增值，要么血本无归。1990年代初，中产阶层对投资房地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1993年国家调控政策一出，很多曾经风光的中产者赔了本，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产输不起，最怕打回贫困的原形。因此，理财比投资更适合他们保守的风格和脆弱的资本，买保险和债券，以房养房之类的理财相对安全。

　　之八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

　　中产要供楼。2005年2月，温州每平方米商品房平均房价9278元，上海8627元，杭州7210元，北京6232元，深圳6037元，广州5660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1%。中产要养车。自6月25日起，将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和1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调整幅度等额提高。“每次在加油站，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钱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成了中产者的流行语。

　　中产要抚养孩子。“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了这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因为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高校的学费一直水涨船高。

　　中产阶层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还负担家庭的医疗、饮食、娱乐等各种不断上升的成本。和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为苛求完美，恨不得子女一出生就通晓8国语言。中产阶层上涨的工资永远追不及中产生活上涨的价格。 之九庞大弱势群体须关怀

　　收入较高、具备一定社会地位、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中产阶层，能够在慈善公益、维护道德、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贡献力量。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受灾人口、残疾人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慈善事业是继工资、社会福利和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中产者通过捐赠需要帮助的人，可以缩小社会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但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在企业中，不少中产阶层对捐款的行为并不感冒：一方面，国内一些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受到他们怀疑，受到舆论影响，他们担心捐款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不少人更关心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对慈善行为缺乏热情，对社会有一种冷漠感，把捐款等社会义务看作一种烦恼和焦虑。

　　之十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额外社会成本体现在中产阶层的家庭里，最明显的是教育。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因为这无疑增加了每个家庭额外的社会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产阶层唯一的额外社会成本。中产阶层不少人都经历过部分权力部门行政垄断、权力寻租或非法行为的侵害。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由于社会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监督不力，造成了他们在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尽管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部分额外社会成本也对他们得到的财富进行了消解。除此之外，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车路桥费、房产交易中的霸王条款、旅游过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违规操作，额外的社会成本很容易落在他们头上。要知道，这些落在中国中产阶层肩膀上的额外负担，或许数额不多，但分量可是一点都不轻。

　　中产是个艰辛的阶层

　　“小资”是包含在“中产”范畴之内的。中国的中产与欧美中产，在压力组成、相对收入、职业等方面，是同构的。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就是中产者的职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采访/邱晨图/新周刊图片库

　　《新周刊》:中国中产阶层的概念似乎非常模糊。你如何定义中产？

　　蔡禾:在全世界范围内，中产的概念都比其他阶层更不纯粹，中产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改变，而争议也相当之多。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把中产阶层概念划分为“新老”两个部分，“老中产”指的是小农场主与小业主，这些人已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破产，正在慢慢退出社会舞台。目前学术界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新中产可以是无产者，即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同的观点从收入和职业的角度对中产分别进行了界定。从收入上来说中产阶层就是指，在“纺锤”型的社会收入结构中，处于中间部分的人群。而从职业上来说，那些承担着国家或者资本管理的延伸职能的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属于中产阶层。

　　《新周刊》:你认为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蔡禾:按照刚才的定义，中产在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存在的，无论是以小业主的形式，还是以中间收入者的形式。只是人数规模和社会影响的问题。

　　《新周刊》:为何很多号称中产者，实际生活状态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惬意？这些人能否称为“伪中产”？

　　蔡禾:我并没在学术界听说过“伪中产”这一概念。至于民间对于“伪中产”的假设，依旧是基于某个单一的标准，比方说有些人的年收入并不高，有些人的职业给人的感觉没有格调。事实上，哪怕在环境相对较好的欧美发达国家，中产也是个艰辛的阶级。首先，他们的收入相对于低收入人群好一些，但他们的梦想却不会只比低收入人群多一点而已，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给他们带来了低收入人群无法想象的压力。其次，中产的组织化程度是所有阶层中最为糟糕的，这就极大地弱化了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声音和发挥自身力量的能力。比方说在西方社会，白领是被拒绝加入工会组织的，而公务人员也不能参加任何政党。中产本身的复杂性也导致了这点。

　　《新周刊》:从“小资”到“中产”这样社会流行称号的变更，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蔡禾:“小资”实际上是包含在“中产”的范畴之内的。而当人们提起“小资”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情调、品位、消费习惯与交往的倾向。中产的浮出代表人们对财富与地位更为清晰的追求，任何社会里的人都有这种欲望。

　　《新周刊》: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有什么差距？

　　蔡禾:在绝对收入和生活环境上，的确与欧美有差距，但在不同的社会进程中进行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一方面，中国的整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另一方面，与欧美已经成型的“纺锤”型收入结构不同，中国的收入结构还处于“金字塔”型，甚至“钉子”型——低收入者占多数，而其他收入阶层的人数都不多。站在穷国的位置遥望与富国中产的距离没有意义。但中国的中产与欧美中产，在压力组成、相对收入、职业等方面，是同构的。　　《新周刊》:那么中国中产与欧美的有什么不同呢？

　　蔡禾:在欧美地区，中产阶层可以起到缓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作用，所以有一种说法“中产是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原因有三：首先，欧美的中产阶层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法、伦理、意识形态非常认同，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认为中产是资本主义“坚定的价值理念拥护者”，所以他们在政治取向上趋于保守；其次，如果社会发生动荡，无产者可能有“破罐破摔”的倾向，资产阶级则有较好抗风险能力，但中产的利益一定会受损，所以它能缓冲二者的冲突；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欧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在整个社会中最为庞大，如果它确有缓解冲突制衡两方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的确能发挥效用。

　　但在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满足了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较低层次的“安全”、“温饱”之后，在人权、社会地位、财产持有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多，且由于中国的中产集中在“高文化”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冲动要比西方强烈得多。而且，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人数规模、组织化程度上都不及欧美，可以说中国中产的发育很不充分，我对于他们能有效表达意愿与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新周刊》:中国中产阶层的“中国特色”也在此吗？

　　蔡禾:可以这样说。此外由于每个社会在社会资源上不同，不同社会中的中产也会表现出对不同资源的向往。比方说，美国是个市场化的社会，它的中产会趋向于追求事业；欧洲是个福利化社会，它的中产会追求安逸的生活。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产会同时追求优质生活、社会地位和政治表达。

　　《新周刊》:那么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在哪里？

　　蔡禾: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多承担着国家或者资本管理的延伸职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力资本上，中产呈现出“信息管理”的特征。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他们会撑起与之相关的整个行业的发展。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就是中产者的职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圈外看中产

　　“那你们对中产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文/殷贝贝、张文尧、严薇、曹楚华　　

　　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会反问：“那你们对中产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中产这个词对大部分城市人来说都耳熟能详，但是正儿八经把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大多数人会沉吟半晌，然后告诉你应该选用两大件——“房和车”来衡量。拥有或至少有能力拥有这两大件，基本符合了人们通常意义上对中产的认可标准。其中，两大件的量和款又决定了其中产的程度:以生活必需品房子来讲，判定其是否中产和哪种中产的依据就是有几套房和怎样的房。

　　此次被访者都比较年轻，年龄是他们将自己与中产划分开来的主要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方典型的中产社会在中国远未形成，因为中国还没有大量传承式的中产家庭存在。大部分年轻人是通过接受教育、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来实现从零开始的蜕变，向更高的社会层级移动。

　　“中产的女士应该叫‘小资’”

　　广州Flower，25岁，法国某奢侈品牌店女店员，月薪4000—5000元

　　Flower答应接受采访，却要求匿名。“公司要求低调。”她说能被称之为中产的男士一般也非常低调。“他们注重的并不是外在的LOGO，而是内在的文化内涵”。经过对来店里消费人群的观察，她觉得中产人群会选择舒适的东西，“但基本都很低调。”在她眼里，极力想炫耀自己财富的人肯定是算不上中产的。

　　如果不算顾客，Flower说自己的朋友圈中能被称之为中产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还年轻嘛”。Flower认为通过自己努力成为中产阶层的人士至少应在28岁以上，而且“多为男士，女士应该被称为‘小资’吧”。在Flower看来，中产阶层至少应该有楼有车。

　　Flower觉得奥迪是最适合中产人群的车。“奔驰和宝马都太暴发户了。”她说。说到服饰品牌的选择，她认为“那就和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了，很难具体界定”。

　　每天都要面对众多中产的Flower说自己已经习惯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有钱然后享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虽然有时可能抽不出时间来享受，但阅读习惯、生活用品的选择等都已经和其他阶层有所不同。Flower说自己当然期待能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但是这需要努力的时间和机会。Flower觉得广州跟上海、深圳的商业气氛不大一样，可能在上海和深圳机会会更多一些。

　　“月薪超2万、买Gucci和LV、没事打打高尔夫”

　　武汉昊无，24岁，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国分公司职员，月薪4000元

　　工作一年、刚从一家国营单位跳到和自己专业有关的IT业一个月的昊无，他的理想人生是不用工作，起码不用赶点工作，家庭美满，家人身体健康，教育好子女，当然最好还有私家车。“我觉得中产算是成功吧。但成功好难讲，过上理想生活算是主要的吧，再有点钱，有点社会地位。”

　　在武汉，4000块钱的月收入其实能过得相当滋润了，但昊无并不满足。在他看来，中产是月薪大于2万元、能用得起Gucci和LV这样的奢侈品、没事就打打高尔夫的人，“就像美国那样，早上起来送家人上学、上班。去公司给别人开会，晚上见见客户、朋友，去去宴会；一年洲际游两三次。”为了这个目标，昊无从一个单位跳到另一个单位，并乐此不疲。“现在我的事业才刚起步，在以后发展中我肯定还会不断向前跳。”昊无坚定地说，充满快乐与期待。 　　“医学生将来应该都是中产阶层”

　　上海吴而回，23岁，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七年制学生，目前在上海瑞金医院实习

　　“医学生将来应该都是中产阶层”——虽然作为“准”中产的医学生在实习期间每天只有一元钱的补贴，但是吴而回还是回答得很肯定。吴而回对中产的标准定义是“除了房子之外，还能养得起一辆车”，他觉得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不算太多。虽然各地收入不同，但是房和车这两大件的标准还是比较固定的。除了这两样固定资产，吴而回认为的中产阶层应该在其他如电脑、手机等消费品上的选择都可以比较随心。

　　以医生中收入较高的骨科医生来说，其固定月收入超过1万元，急诊科中收入比较低的医生也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吴而回肯定地认为医生属于中产人群。他最近刚去医疗器械市场想自己买一些手术工具练习手术技术，令他惊讶的是，一个拉开皮肤的圆钩竟需要上千元！他不禁感叹，医生真是“有钱的行当！”

　　“但是医生的高收入也是需要极大的投入来保证的。”吴而回补充说，比如从事心内科介入治疗的医生年薪超过百万，但是相对应的是，他整天都会在放射线的照射下工作。虽然有铅衣保护，但长期的放射线照射会导致不孕不育甚至致癌，没有结婚生育的人是不被允许接受这种工作的。另外外科医生通常为做一个手术一站就六七个小时，“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是整点吃饭的。”

　　“他们经常谈些投资、应酬之类的事情”

　　东莞阿亮，23岁，月薪1600元，初中毕业后来到东莞打工至今

　　初中毕业后就到东莞打工，今年已经是阿亮来东莞的第7个年头了。7年里，他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因为工作比较勤奋，前年被提拔做公司的一个小组长，每个月可以领到1600块钱的工资。对于“中产”这个概念，阿亮也只是偶尔在杂志和报纸上看到。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比较难以界定。“就像都在说白领，可白领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他身边属于中产阶层的人士也不多，见过的都是公司的同事。所以，他所描述的中产也基本上就是同事的影子。

　　阿亮觉得，至少一个月要挣到6000元才可以称得上中产。在他的印象中，中产的工作都比较灵活。“他们经常出差，平时活动时间比较多，而呆在办公室的时间比较少。”阿亮坦言，这种工作状态让他非常羡慕。在衣着上，中产比一般人好一点。这个当然是相对阿亮这些打工仔而言。在和中产交谈中，阿亮发现中产交谈的内容跟他们很不一样。“他们经常谈些投资、应酬之类的事情。休闲的东西谈得比较多，一般都是高尔夫、足球比赛之类。”他辨认中产的标准是手提电脑和私家车。他也觉得中产是不应该会为房子而发愁的。

　　阿亮很想成为中产，不过他考虑更多的还是眼下的事情。他觉得30岁以前要打基础，基础没打好，以后要取得中产一样的成绩会“困难比较大”。所以，他眼下奋斗的目标就是每个月能存到2000块。对自己中产之后的生活，他说从来都没有想过。沉思片刻之后，他说“中产之后，我可能会去做些投资，做些慈善事业吧”。

　　“我才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武汉“猴子”，22岁，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学生，尚无收入

　　猴子的老爸是大学教授，稳定的家庭收入使其一直在衣食无忧的温室中成长。作为一个即将升入大四的大学生，猴子现在正在一家单位实习。说到中产，这个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显出一脸的不屑。他认为中产这个词被人说滥了，但是什么样的人是中产，没有人说得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想成为中产，在他眼里中产的概念就像农民一样普及，被人冠以了太多的规则。他调侃说：“中产就是农民，他们使用的典型物品就是大宝，我才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在学校时他花钱都不固定，一个月有时500元就够了，但有时就会花一两千元，“我现在脚上这双鞋才买的，花了我1000块钱。我一年就一双鞋，买贵点总可以吧。”

　　说到未来，说到找工作，此时的猴子才和其他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露出了迷茫的神情。对于未来，他们都不是很确定，“也许7000块钱就可以让我觉得很满足了。”他说。

　　“沉闷、老套、缺乏活力、缺乏艺术气质”

　　广州三川玲，传媒人，月薪5000元左右

　　传媒算是和中产阶层接触得比较多的一个行业，但是在传媒人眼里怎样才算真正进入了中产阶层？三川玲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答案：其一是要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比如说医生、律师、公务员、会计师、外企中高层等等职位，他们都是比较容易成为中产阶层的人；其二，他们拥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退休金、保险等方面，这是一个必要的保障体系；其三，能够接受健康主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里的健康是指不颓废，但是他们的思想略保守，生活比较无趣。他们定时去度假，懂营养学，知道科学饮食，定期健身美容等等。

　　现在，她并不以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虽然中产阶层稳定、规律、主流，但他们也沉闷、老套、缺乏活力、缺乏艺术气质。她认为中产阶层应当承担稳定社会，影响政府决策，完善法律制度，给各阶层人士作道德、价值观、行为、生活方式的示范等社会责任。　　在她眼中，中产阶层也是品牌的代言词，如奥迪、佳美、宝马3系；凯旋新世界公寓；芝华士；欧米茄或豪雅表；Ports、Chanel套装、Boss、登喜路男装、Celina包包；Moto手写手机；兰寇、倩碧、资生堂化妆品；IBM电脑等等。“中产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中产坐在商务舱”

　　杭州张小兰，24岁，原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地勤，月薪3000元左右

　　张小兰从浙江大学毕业两年了，成为空姐是日语专业的她的一个梦想。在张小兰看来，中产阶层是一个很遥远的群体，“我从来没去想过这个词会与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

　　张小兰目前在杭州工作，家里给她在杭州买了一套不大的房子，张小兰说杭州房子的性价比太差了，但她却一直提到房价更令人咋舌的上海。经常在空余时间翻阅《上海一周》的她说，看到上面的女孩子衣着优雅，好像都不用上班，每天都漂漂亮亮的，“很羡慕，但太遥远了。”张小兰说中产阶层应该是一个不用考虑衣食的群体，有房有车，刷卡消费，可以经常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能够更多地注重生活质量”。

　　几个月前张小兰在萧山机场做地勤，经常接触到中日商人和两地的游客。在她看来，游客的构成人群比较混杂，多数应该还算不上是中产阶层，而在商务舱的乘客，通常都西装革履，比较符合她心目中中产阶层的形象。

　　“30-40万”以上年收入人群在张小兰看来是比较符合中产的标准。张小兰说自己还处于为生活奔忙的阶段，什么都要从头开始，空姐是一份看上去体面的职业，其实过得还是很“简陋”的。

　　“可能就是比较有钱吧”

　　武汉蔡叔，36岁，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高桥蔡一队农民，家庭年收入8000元

　　“因为没有见过，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去想。”蔡叔如是回答中产标准。问他怎么知道“中产”的，他说：“我经常看看杂志，看看报纸，偶尔看到一些这样的文章，所以就记得了。”蔡叔念完了高中，一直都有读报纸的习惯。

　　“年收入几十万的倒是见过一个。”蔡叔说的是隔壁村一个炼锌厂的老板，“其实他也就是那个样子，平时也很朴实，比我们好一点。”不过蔡叔觉得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谈吐很好，想得很开，比一般人精明很多。“原来那个工厂也有很多人承包过的，但只有他一个人赚了钱。”蔡叔的语气中，对那位陌生厂长充满了敬意。

　　除了对“陌生厂长”的描述，蔡叔对中产的想象还是比较贫乏。他说：“可能就是比较有钱吧。多一点就是有小轿车，用高级产品。”对自己能否成为中产，他说得很直接：“没机会。”“你不可以去经商么？”我们提出疑问。他说那样太不现实。小孩读书要花钱，平时收入也不高，这让他不敢去“冒风险”。他说，其实对于目前的生活，他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的，“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所以，他也不曾想象自己有钱时候的生活，他还是那句话：“因为没钱，所以就不想。”

　　“我不明白中产和前几年挺流行的那个小资有什么区别”

　　老雪，退休大学教授，退休金每月3000元左右

　　已经淡出职场的老雪笑笑说：“其实我不明白中产和前几年挺流行的那个小资有什么区别。”在她看来，中产阶层的人应该是那种开着自己的名牌车、有着自己的别墅的人。“生活环境宽裕的同时，中产阶层做的应该更多。”

　　非常关心公益活动的她说：“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的中产阶层应该对这个社会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身上有着希望。呵呵，我不是说年轻一代没有希望，只是从创造价值的这个方面来说，中产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其实在我的交往中，国外中产阶层的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关心社会活动的，他们是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她的眼中，国内的中产阶层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参加比如说扶贫等公益活动，他们既然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就说明他们有能力做到帮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关键在于他们做与不做。

　　“在国内很多普通人都想上升成为中产阶层，不是说不能，但也不能说这个社会给了大家足够的机会，只能说给了很多机会吧，看你能不能把握了。”老雪教授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客观，“中产阶层除了把握运气、机会，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更加应该多学习，努力地充实自己，用个人的魅力去感染大家。” ----------------------------------------“创智汇德”引领高校创业教育。欢迎关注“创业基础”微信账号：chuangyeji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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